2001年7月章家敦提出“中国崩溃论”时曾“确定”地预言，“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。”但是，现在，已过去了整整3年，实际情况与他预言的恰好相反。
　　不过，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受着过热困扰，前景具有“不确定性”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今年4月20日的专栏文章《中国经济是否过热》评论道:
　　“在泡沫经济中，人们会觉得好日子将永远持续下去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有这种感觉，90年代末美国人有这种感觉。如今，中国人也是这么想的。在他们眼里，‘经济奇迹’的阳光无比灿烂──而殊不如，乌云已在悄悄逼近。”

　　然而，出席论坛的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专家戴史潘教授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，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继续，这主要来自于中国的两个特点:一是中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，即使出现像东南亚那样的经济危机，也不会发生经济崩溃;二是中国有着强大的政权保障，哪怕出现危急情况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混乱。 　　是“新威胁”，还是稳定力量

　　情形如今已有变化。专家指出,“9·11”后,美国一方面“顾不上”中国,另一方面在不少场合力求与中国合作。那么,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会更多地说“是”吗? 　　说“是”，意味着自信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，主动向世界回应自己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。在联合国有关问题、在朝核危机、在防扩散、在亚太安全问题上，中国都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。在世贸组织里，则有着更大的牵制作用。 　　说“是”，也表明中国可以在一些问题上与西方开展对话与合作。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更遵守国际游戏规则的中国，也是一个作为“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改革者”的中国。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具有确定性。 　　然而，这也引发了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担忧。《纽约时报》8月28日报道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强，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警惕。　　专家认为，中国实力能否强大到可以说“是”仍然是不确定的，除了经济力量继续上升外，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台湾问题的解决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说，“台湾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试金石。” 　　资本主义，还是社会主义 　　在以前，西方谈到中国，张嘴不离人权、民族和宗教，而现在，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封面上的，多了不少“新问题”。 　　比如，最新一期英国《经济学家》报道，市场经济导致的中国传统医疗体系的瓦解是一大麻烦，并且，非典、艾滋病的爆发与流行还带来了国际问题。
　　在西方媒体看来，一方面，中国暴富人群花天酒地;另一方面，穷人连病也看不起。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尖锐社会矛盾，包括腐败、失业、“三农”、国企转制、社会保障、劳资关系、精神危机等，无不成为关心中国的人们讨论的重心。　　连“未富先老”也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《银发中国: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》报告称，到2040年，中国将有3.97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，比目前法、德、意、日、英五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。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，中国政府的威信将受到挑战，全世界也将受到影响。 　　那么，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能否克服这些困难?未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坚持社会主义?中国的改革攻坚会否影响政治稳定?中国是否要加大政治改革力度以解决目前难题?西方人认为，这都是中国的“不确定”。 　　“能源黑洞”，还是“好市场”

　　“贫富悬殊”，还是“均贫富”

　　西方考察未来中国的另一个巨大不确定性，是农业问题。8月底，法国《费加罗报》、美国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、《俄罗斯商业咨询报》都报道了中国再次出现谷物短缺、面临“粮食危机”的问题。 　　但是，西方人的关注焦点已不再仅是“中国能不能养活自己”，农村稳定问题更多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。 　　日本《产经新闻》今年早些时候报道说:在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，如果对农民问题继续置之不理，将发展成为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。　　在此次论坛上，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毛里和子在接受《瞭望东方周刊》采访时认为，农村不稳定的潜在危险将成为令未来中国政府最烦恼的问题，“中国政治背后的主角是老百姓，而他们又是巨大的贫富悬殊中的贫困一方”。毛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的“太平天国”运动。 　　但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中国还会发生“太平天国”运动，他们更关注目前中国的“共同富裕”战略能否有效实施。　　“世界垃圾场”，还是“新绿洲”

　　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今年5月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·库珀的一篇论文，提出了影响很大的“北京共识”概念。 　　“谁能解读中国案例背后的逻辑，谁就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” 印度的戴史潘教授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说。　　然而，中国经验究竟有多大普适性?一些人认为，这还需要较长时间来观察。
　　“新生代中国”:爱恨如何平衡
　　或许，中国最大的不确定性，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代。

　　在被要求用一个词汇描述对未来中国形象的看法时,俞新天说:“改进的中国。”他认为,与其他的描述相比，这个定位更具有动态的象征含义，既指中国富有活力，同时也喻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灵活的内政外交姿态。
　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,中国便开始坚定不移地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。从把“法治”原则载入宪法,到签署国际人权公约;从加入世贸组织,到吸收SA8000合理成分以改善国内劳工条件;从非典时期增加透明度,到积极参与朝核斡旋;从推行民主政治，到提出科学发展观，都被视为中国一步步走向“确定”。

　　黄仁伟说，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执政后，对世界的看法越来越开放、明朗。中国仍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，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持续发展。中国一定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。这样一种方针，在最高层那里十分确定。
　　8月25日至29日， 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举行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，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，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、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、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，也是基本目标。 　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提醒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，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四个环境，这与以往单纯强调经济、政治环境相比，是一个重要的突破。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，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将作出更清晰的部署。
　　“中国的未来走向，已然十分确定。以前，西方对中国有着种种悲观预言，结果都破产了。中国将继续用事实来让全世界信服。”他说。